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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第一帝国_分节阅读_第11节
小说作者:易中天   小说类别:历史军事   内容大小:229 KB   上传时间:2015-04-04 14:36:59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帝国实在太大。据统计,秦郡三十六,汉郡一百多,县则有一千三百个左右,“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16如此庞大的队伍,皇帝一人根本就管不过来,只好让一部分官员去管另一部分官员。

  于是,有牧民之官,也有牧官之官。

  牧官之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上级官员,一种是监察官员。其实上级管下级,原本就有监察的职责。问题是上级官员包括丞相,也需要被监察。结果,相对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监察官员,便应运而生。

  这样的官员,就叫御史。

  御史也是很早就有的,但到汉代才成为监察官员。此后,中华帝国的监察官员,在中央的都叫御史。其长官和次官,明清以前叫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明清以后叫都御史和副都御史。派往地方的,秦和汉初叫监御史,武帝以后叫刺史,唐代叫观察使,宋代叫监司。

  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崇高,他们的法冠叫獬豸。獬豸(读如谢志)是一种神兽,见了不法分子就会用角去顶。因此但凡重大弹劾案,御史都要头戴獬豸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无一例外。

  御史的身份和职权也很特殊。

  首先权限大。上至宰辅,下至郡县,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可以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便差点栽在副手御史中丞李文的手上。

  其次责任轻。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甚至流言蜚语,就可以举报,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叫“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

  第三独立性强。御史弹劾官员,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长官批准。因为监察机关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监察官员也只对皇帝负责。因此,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这三条,从秦汉到明清,一贯到底。帝国中央的监察部门也一直存在,只不过西汉叫御史府,东汉到元叫御史台,明清叫都察院。

  但,仅有中央监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往地方派遣巡视员,这就是刺史。只不过,汉武帝在派遣刺史的同时,还设置了监察区。

  监察区共十三个,十二个在地方,即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

  京师所在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郡、河东郡、河南郡),则与弘农郡合为司隶部。一部加十二州,合起来叫十三州部。

  这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的事。

  司隶部的监察官员叫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犀印青绶。他不但负责监察本部地方官员,也负责监察朝廷,因此地位崇高。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一起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

  派往十二州的刺史秩六百石,监察对象是二千石到六百石的官吏。监察事项则有六种,叫“六条问事”,超过范围就不能过问,也不能问小吏。

  也就是说,刺史治官不治民,查大不查小,问事不干政,巡视不长驻。他们在州里也没有治所,每年八月出京,

  岁末回朝。刺史的主要佐属则叫别驾,意思是另外驾一辆车,跟着刺史到处巡视。

  由此可见,刺史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特派监察巡视员。州也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可惜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管事越来越多,也有了固定的治所。牧官之官同时也牧民,州作为监察区便慢慢向行政区过渡。

  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刺史改为州牧,职掌与刺史相同,官阶却高得多,秩二千石,位次九卿。以后反反复复,一会儿叫州牧,一会儿叫刺史。到东汉末年,汉灵帝再改刺史为州牧,并赋予军政大权。汉帝国的地方建制,就由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

  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也如此。一方面,帝国中央不断派出监察官员和监察机关(比如元代的行御史台);另一方面,监察区和特派员,也不断变成行政区和地方官。

  比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就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监察部部长)和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这时,与汉武帝的设置州部和派遣刺史,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仕途广阔

  跟牧官同样重要的,是选官。

  汉代官吏的选拔和任命,途径有三:察举、征辟(读如避)、杂途。察举是选举的一种,选举即选择和举荐。这也是历朝历代最主要的仕途,号称正途。

  中华帝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三种:汉代察举,魏晋荐举,隋唐以后科举。三举之不同,在于科举通过考试,荐举通过考量,察举通过考察。考察而后选举,叫察举。

  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汉武帝下诏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因此,郡守、九卿、礼官、博士,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就算有罪。

  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大不敬和不称职。

  从此,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

  察举也是有科目的,比如孝廉、贤良、秀才。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秀才则叫秀才异等,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

  顾名思义,孝廉重德,秀才重才,贤良则方正重德、文学重才。但总体上说,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

  举孝廉和举秀才,有规定的时间、名额和制度,属于常科。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是特科。但不论常科特科,都由官员举荐,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

  非常规的,是征辟。

  征辟就是征和辟。征即皇帝征召,辟即官员辟用。三公、九卿、太守、刺史,都有权辟用吏员(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所以,辟的范围,远大于征。

  不过,物以稀为贵,位以帝为尊。被皇帝征召,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面子最大的,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皇帝为了表示诚意,有时还要一请再请。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遗风。

  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选举是乡选里举,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自上而下,一步到位。

  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都热衷于征辟。

  征辟靠名气,选举靠德才,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就只能靠杂途。

  杂途的名目也很多,比如荫袭。荫就是荫子,袭就是袭爵。袭爵仅限于王侯,其他爵位不能世袭。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所以又叫任子。

  显然,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

  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赀读如资,意思也是资。汉制,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这项规定的本意,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但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

  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如果是赐告,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

  宁,丧假,也叫告宁,一般三年。

  致仕,退休,又叫告老、归老。

  不难看出,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堪称百代官制之祖。

  更难得的是,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打通了官、吏两道,贯通了儒、法两家,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

  那就来看储备官。

  条条大路通长安

  汉代的储备官,是郎。

  郎就是廊,郎官就是廊官,即侍卫。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也叫郎中。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统称为郎。

  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下属三署,司官为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曹丕担任过此职),比二千石。

  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有议郎(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他们的任务,是宿卫宫殿,侍从左右,备皇帝顾问或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所以,也无定员。

  换句话说,郎官其实不是官。

  但,郎官也不是吏。相反,吏要成为官,往往得先成为郎。汉制,郡县和王国的吏员年终考核优秀,便由地方调入京城,补为郎官,叫“计吏补郎”,也叫“上计吏补郎”。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

  当然,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察举和赀补。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司马相如就曾“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任子也一样。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其实就是为郎。

  这是有道理的。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郎官有了进身之阶,帝国有了培训机构,岂非双赢?

  郎署,是帝国的干训班。

  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外放可为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最低也是副县级;内任则可为尚书郎,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然后步步高升,出将入相。

  于是,为官先为郎,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入选为郎叫郎选,由郎补官叫郎补。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

  郎,岂非储备官?

  储备是必需的,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因此,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其余以各种方式(察举、任子、赀补、上计)成为预备官员的,都要先进郎署。

  条条大路通长安,郎署就是中转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甲等)的入宫为郎,叫补郎;成绩合格(乙等)的外放为吏,叫补吏。

  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下一步就是郎补。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

  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武帝至东汉,都号称“三公辟召,四科取士”。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明经,看学术水平;明法,看法律知识;治剧,看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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