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她的朋友们，到她家吃原汁原味的中餐都很难接受，他们更喜欢唐人街那些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中国菜。

　　大家都笑了，非常肯定地强调：“喜欢，我们都喜欢。”

　　最早询问有没有员工内部价的工人又大着胆子建议：“安妮，我们也不用全部都出口吧。特等品出口，一等品还是可以拿出来卖的呀。”

　　其他人纷纷附和：“就是，最多我们三班倒，多生产点薯片好了。”

　　自己在工厂，却不能购买生产的产品，感觉有点憋的慌唉。

　　唐安妮眨巴眼睛，十分怀疑：“在国内能卖掉吗？”

　　“怎么可能卖不掉？”过来探亲的年轻人哭笑不得，“好吃的东西都能卖掉。”

　　别说是这么新鲜的薯片了，他可没听说哪个食品厂的饼干卖不掉，好吃的，谁不喜欢啊？

　　唐安妮盯着对方：“那要卖到哪儿呢？我没有在国内卖过东西。”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帮忙出主意，可以拿去供销社寄卖啊。供销社不仅卖货给社员，也收社员的货统一对外销售呢。

　　还有就是商店，不过薯片要进商店的门，恐怕不容易，还得找门路托关系。

　　“咱们这个薯片怎么卖呀？”

　　唐安妮当然不能按照美国的物价计算，这又不是要出口。她赶紧开始计算成本，现在大米1毛4分钱一斤，油8毛钱一斤，那么薯片参照这个价格来。

　　大家帮着出主意：“不如就按照油条的价格卖吧，我们也用了这么多油呢。”

　　过来探亲的年轻人却反对：“油条是什么成本？这又是什么成本？这条流水线花了多少钱？”

　　众人哑口无言了。

　　的确，成本不能这么算。

　　炸油条的只要有口锅就行，他们这个薯片可是专门从国外引进了一条生产线。还让个洋人在这里调整了这么多天。这本钱总不能当不存在吧。

　　那要怎么算呢？

　　年轻人建议：“就按照饼干的价格来吧，5毛钱一斤，怎么样？”

　　他姐姐却摇头：“不行，5毛钱一斤的饼干，收粮票呢，我们这里不要粮票。”

　　洋芋属于粗粮，在外面销售也不用粮票。可他们卖薯片的话，不要粮票就应该加价钱。就好像他们在黑市上高价买米一样。

　　众人吵吵嚷嚷了半天，可算是达成了一致。薯片不要粮票，7毛钱一斤，直接称重卖。

　　唐安妮觉得很新鲜，她从来没称过薯片，她吃的都是小袋包装好的。不过她相信自己的同伴，因为论起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她肯定比不上他们。

　　“那就开始卖吧。薯片摆的时间长了，也不好。”

　　众人开始摩拳擦掌，计划如何销售薯片。

　　因为现在农村穷，社员的购买力极为有限，光在本公社卖是肯定不现实的，必须得对外发展。

　　“咱们先每人都寄些回自己家，如果家里那边有人要的话，我们就直接大批量的发。”

　　唐安妮福至心灵，想到了一个关键点：“工会，如果你们家有人在工会或者有熟人的话，可以将薯片当成福利发给工人。这样我们每次就能多发些货了。”

　　大家纷纷点头，认为这招可行，还夸奖唐安妮：“你真是厉害，连这都能想到。”

　　唐安妮被夸的有点不好意思。不是她想到的。是她听伯伯说过的。以前伯伯在的那个公社熬糖酿酒，产出多了，就靠着县里的工会消耗，两边都得了方便，完全是双赢。

　　她兴冲冲道：“我们也卖到县城去吧，县里有工厂，大家应该会对薯片感兴趣。”

　　对，她要去找县领导，她是国际友人，她回国寻根，她在农村支教。就像伯伯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典型人物，她应该学会好好运用自己的身份，为自己做的事铺路。

　　众人点头。

　　这个思路对。

　　想要卖出价钱来，想要有稳定的销售，现在指望本地农村不现实，还得靠城里。

　　不过，在公社供销社买没牌子也就算了，到了县城好歹得有个名称吧。总不能光秃秃的就两个字：薯片。

　　总觉得哪儿怪怪的。

　　唐安妮趁机询问大家的意见：“那你们觉得应该叫什么名字？”

　　这会儿大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们还是头回吃到正宗的薯片呢，连取名字都找不到思路。

　　他们连着起了好些名字，不等唐安妮否定，就自己先摇头了。

　　不好，怎么听都怎么怪。薯片这么洋气的东西，对他们的名字一叫，感觉瞬间就变成了土蛋蛋。

　　唐安妮虽然不觉得土蛋蛋有什么不好，但大家都说这吸引不了顾客。为了经济建设着想，她决定还是尊重大家的意见。

　　东西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再找到了销售渠道，却因为名字不好听，漏了关键的临门一脚，那未免也太亏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取什么名，最后没想到还是伯伯给她出的主意：“这不是你从美国带回来的玩意儿吗？那就起名叫美国薯片好了。”

　　即便唐安妮知道电话那头的伯伯不可能看到自己，但她还是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这怎么可以？这是中国薯片。是中国的土豆中国的油中国的工人做出来的薯片。”

　　伯伯哭笑不得：“可生产线是从美国引进的呀，你做薯片的方法也是从美国学来的。管它叫美国薯片，不算错。而且你想想看，大家是不是对美国充满了好奇？如果是从美国来的新鲜的东西，大家会不会想尝鲜？新生的事物，只要有人好，它就有发展空间。只有这，它才能一步步壮大。”

　　唐安妮勉为其难：“好吧，就叫它美美美国薯片，美国薯片只是它的食物名称，就好像北京烤鸭一样，全聚德才是它真正的名字。”

　　伯伯哈哈大笑：“北京烤鸭可不止一个全聚德。你等着，等你忙完了手上的事，我也放假的时候，我再带你去北京转转，我知道有的店名气不大，可烤鸭同样好吃，而且还便宜。”

　　可惜唐安妮没时间，她现在恨不得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来用。一个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一个在工厂盯生产，还有一个在外面跑销售，每一个都不可缺少。

第166章 唐安妮接受采访

　　有生以来, 唐安妮头回接受记者采访。

　　作为唐家大小姐，纽约社交圈的名媛，她当然对媒体不陌生。每年春节时, 作为华人上流社会代表，她经常跟父母家人登上华文杂志的刊面，做出其乐融融的和睦大家庭的模样。

　　甚至有好几回, 还有华文电视台的节目到她家进行拍摄，因为唐家有条件过原汁原味的中国年。

　　但她从来没接受过采访, 她只是要全程保持阳光灿烂的笑容, 来配合无忧无虑负伤家庭成长的千金大小姐的形象就行。

　　负责出面开口的人基本上是爸爸, 偶尔也会有哥哥和妈妈, 反正永远不可能是她。

　　她也庆幸自己工具人的身份。全纽约的社交圈都知道她爸爸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 她还要对着镜头吹嘘爸爸妈妈有多恩爱，家庭有多和睦？那未免太为难她了。

　　她还是乖乖当好背景墙吧, 对得起自己每个月拿到手的零花钱就行。

　　等到了中国, 尤其是她决定下乡支教之后, 因为她的特殊身份，不管是电视台还是报社的记者都对她很感兴趣, 三番五次提出想要采访她。甚至有人先斩后奏, 直接找到村子里, 要给她做专访，都被她拒绝了。

　　不是她有镜头恐惧症, 从小被拉出去上进的人面对再多长.枪短.炮都无所畏惧。

　　也不是她认为跑到乡下来支教其实很丢脸, 不愿意被人，尤其是自己的朋友们知道。

　　她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被报道的标准, 起码是中国新闻的标准。

　　到了这个国家之后, 她特别喜欢看新闻, 无论国内外大事还是民生，她都喜欢看。因为报道的都是各行各业人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生活。

　　他们会记录一位普通的生产队技术员如何和社员一道进行育种工作，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培育，选育出了最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粮种。

　　他们也会描述一位普通的公交车司机如何在工作中摸索总结开车的经验，安全行驶17年，节油4万升，创造了“四位一体”工作法，提高工作效率。

　　他们还会详尽地描写一位普通工人怎样在最平凡的检修岗位上科技创新，搞小发明，为车间生产提高了近一半的效率。

　　这些无数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就像太阳发射出的每一缕光芒，平淡而灿烂，照射了整片大地。

　　能被追逐报道的都是这样的人，是三八红旗手，是劳模，是技术能手，是致富标兵。他们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成为被赞叹被羡慕被追寻的对象。

　　而不是像在纽约时那样，被记者追在后面跑的要么是富商要么是明星要么是运动员。记者津津有味，不厌其烦的，也不是他们在工作上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谁插足了谁的婚姻，谁和谁有了私生子私生女，总之，都是些无聊至极的八卦。

　　上帝呀，任何一个生活充实对未来充满追求对人生满怀希望的人，都懒得关心和自己生活搭不上半点关系的人的绯闻。尤其当有政府爆炸性丑闻出现的时候，那些谁和谁睡了，谁又是谁的私生子的新闻愈发满天飞，搞得你想躲都没地方逃。

　　正因为受了20年的荼毒，所以唐安妮愈发珍惜中国的新闻环境。在她看来，必须得是做出了成绩的人才值得被报道被褒扬，而不应该是她的身份。

　　如果因为她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人跑到中国农村来支教，所以她就该被人关注，被人高看一眼。那其他支教老师呢？还有那些一辈子扎根农村搞教育的建设者呢？他们难道就该默默无闻吗？自己和他们差在哪儿，自己在工作上的成绩还比不上他们呢。

　　尽管公社县里甚至伯伯都做过她的思想工作，告诉她，她的存在可以成为标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乡村教育的队伍中来。

　　但唐安妮仍然不想。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模范标兵，就像当初的铁姑娘邢燕子一样。但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单纯因为她的身份。

　　她仔细审视过自己的工作，她认为他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所以，她不配上报纸上新闻。

　　当然不能接受采访。

　　可这一回，为了把薯片卖出去，唐安妮不得不硬着头皮打破原则。

　　她需要钱，有了钱她才能维持工厂的生产，给这么多工人发工资。有了钱她才能翻新学校，现在的学校太小太破了，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操场。他们每天都是在一片长着杂草的沙石地里升国旗唱国歌的。

　　她的学生，值得更好的学习条件。

　　除此之外，她还有好多事想做。她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看着芭比娃娃，就想把它打扮成最漂亮的模样。因为芭比娃娃是它的好朋友。她希望她的好朋友是最漂亮最开心的。

　　现在有好多人，好多能干的人，可以把这里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赞叹都羡慕。

　　他们不乏热情也不乏毅力，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钱。

　　唐安妮感觉自己义不容辞，她必须得为薯片打开销路。在一个大集体里，大家就该集思广益，各自发挥优势，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

　　她给自己做了整整一晚上心理建设，终于鼓足勇气跑到公社说自己愿意接受采访。

　　话说出口之后，她又自我安慰，等记者过来起码得要几天时间，她还能再缓冲一下，不用那么紧张。

　　结果没想到公社书记直接手一指，笑呵呵地对办公室里的人说：“记者同志，你想挖掘留守知青和回乡知青的事例，我们这儿有个洋知青，你要不要采访？”

　　记者先是满脸茫然，听完公社书记的解释之后，立刻大喜过望：“要！这就是最好的采访对象！”

　　唐安妮傻眼了，为什么要跳步骤呢？难道不要给她时间准备吗？

　　记者已经拿出了采访本和笔，这时代国内还不流行依靠录音笔采访，大家信赖的都是速记的硬功夫。

　　“不用。”他斩钉截铁，“唐安妮同志，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采访。你不用紧张，你只需要像平常一样工作生活就行了。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回答我几个问题。”

　　可怜的唐安妮就这样赶鸭子上架，带着记者回大队了。

　　好在记者同志说话算话，没有追着她问个不停，就是跟在她后面看她上课，看她去工厂干活，看她跟供销社的同志协调发货。

　　问的问题也很简单，不过是她的人生经历而已。

　　比方说她之前在美国是怎样生活的？又到底是什么促使她选择来中国，开始从事下乡支教工作，而且一直留到现在？

　　唐安妮十分老实：“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可以说是寻根。至于下乡支教，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这个国家很大，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我想要了解这个国家就必须得了解农村农民，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可我又没什么专业技术，在农村，除了当老师之外，我当时也找不到其他人干的活。当然，做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很喜欢我的学生，他们非常可爱。”